《大众日报》关键时刻显身手

来源：大众日报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武警北京总医院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求，派出医疗防疫小组支援灾区。门诊部主任侯振才、检验科技师许振宗、医务处助理员郝明华、心理科医师彭学红4位勇士，在接到出征的命令后，不讲任何困难和条件，以军人特有的过硬素质和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义无反顾地奔赴抗震救灾前线。

　　大地震发生几天后，防疫工作即成为另一项极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武警北京总医院的勇士们，随时面临着余震和泥石流带来的生死考验，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艰难险阻，努力完成好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几天来，笔者通过“连线”救灾前线的方式，对他们逐一进行了采访。

　　为灾区人民服务最幸福

　　这次抵达四川灾区之后，侯振才发现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武警部队战士，大多数是和他即将高考的儿子一个时代的年轻人。

　　二十多年来，侯振才先后在内科、外科、烧伤科工作过，一直是武警北京总医院战备医疗队的主力队员，已连续多年担任抢救分类组组长。

　　虽然侯振才拥有十多次执行大型抢险救灾任务的经验，但在抵达地震灾区后，抗震救灾工作的艰险程度，还是让他“感到震惊”。他告诉我们：“医务人员随行武警部队官兵到各个地方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走路就是个问题。汶川县漩口镇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拔1900米。去各个村寨执行任务，常常天黑之后才能往驻地赶，看不清脚下的路不说，随时还会遭遇泥石流！”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在与侯振才通电话之前，我们也曾采访过他的妻子，对于抗震救灾一线的危险情况，他的妻子却一点儿也说不上来。

　　侯振才对此解释说：“为了避免她在家里胡思乱想，我每天晚上只给她发一条报平安的短信。这边信号不好，再说我这边也忙得顾不上！”事实的确这样，侯振才每天回到临时宿营地，仍然难以真正地休息。他说：“距离我们武警部队的帐篷不远，就是受灾群众的帐篷，经常是我刚放下饭碗，就有群众来找我看病。就是再累，也得先给群众看病。国家养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在这里最幸福的事，就是尽最大努力多为百姓解决问题。平时这样说，可能让人听了觉得很假，但在灾区，这是大实话！”

　　侯振才还有一件特别铭记于心的事：北京军区某陆航团直升机失事后，他与武警部队官兵一起参加了搜救工作，在十几天的日日夜夜里，吃住在野外，曾经翻越过海拔3972米的盘龙山，晚上睡觉时，就裹着雨衣躺在地上。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处睡觉，对自己来讲这辈子还是第一次！

　　为了抵御高海拔带来的严寒，他也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一样，就着辣椒酱吃压缩干粮。我们第二次拨通侯振才的电话时，信号时断时续，他说：“正在下大雨，电闪雷鸣，很危险，我给你发条短信吧！”两个小时后，我们收到这样一条短信：

　　昼夜下雨，泥石流堵塞山泉水源。部队都去抢险，我要求带一个班上山排险。没饮用水不行。爬山约20公里，对堵塞处进行清理，同时距营区2公里的路段直接用PVC管接通，既防污染，又防再堵塞。遇到3条蛇，左小腿划伤，衣服湿透。寒气刺骨，年轻战士无人叫苦，感动。

　　原来为了确保饮用水安全，驻守漩口镇的武警部队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地方选择了一处水源。让人担心的是，一次次余震所引发的泥石流，常常堵塞水源。这一次，暴雨一直持续到深夜。侯振才后来说：“如果晚上不去疏通水源，第二天早上，部队就没有饮用水，几百号人就不能正常外出执行任务！还有那么多住在帐篷里的群众，吃水也就成了问题！”

　　当我们问及有没有最危险的经历时，侯振才一直强调，这里每一天的任务，实际上都很艰巨和危险，但与灾区群众相比，与连续作战了一个多月的部队官兵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

　　一天晚上，我们很意外地收到医务处助理员郝明华的一条短信：今天上午，侯主任协调装载转运10吨过氧乙酸，持续3小时，刺激流泪，头痛，头晕，胸闷恶心咳嗽。下午，紧接着又进行营区内的消毒和杀菌，他又被溴氢菊酯杀虫剂强刺激，持续1个多小时，说不出的难受，喘、憋气，咳嗽剧烈，咳出血丝，声音嘶哑。他自我判断，轻度药物中毒。经抗炎处理，好转。

　　郝明华与侯振才同在漩口镇，除负责保障武警四川达州、乐山、资阳三个支队驻地的防疫防病以外，还要走村入户，进行巡诊。截至6月27日，已深入漩口镇的水田坪、安子坪、古溪村、油碾子村、小麻溪村、赵家坪村、瓦窑村、八角庙村、圣音寺村、蔡家杠村、宇宫殿村等村庄，巡视灾民累计12000余人次，治病1400余人次，消杀防疫面积近200万平方米。

　　生死线连着人民的生命线

　　6月14日发行的《齐鲁晚报》上，有一篇关于检验科技师许振宗的惊险经历的新闻特写《北京武警，舍命保障生死线》，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们每天都要穿越一次有“死亡路线”之称的317国道。这条路的左侧是万丈深渊、右侧是不断滑坡垮塌的山体。地震当天，仅在甘堡村至理县短短的15公里路程内就有几十人当场丧生。每次出发前，大家都要戴上配发的钢盔才能出门。6月5日中午，总队卫生处助理员李珂和检验技师许振宗前往理县卫生局请领甲肝疫苗。当他们的车辆行驶到距理县3公里处时突然熄火，两人下车帮着推车时，一场轻微的余震发生了。刹那，沙尘飞扬、碎石滚落。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击中了许振宗的钢盔。他俩定神一看，钢盔的正中已凹陷进去近5厘米！

　　我们与许振宗通电话时，谈起这件事，他说：“类似的情况太多了，不仅仅是我遇到，几乎所有参加抗震救灾的人，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险情，这里的路都是修在半山腰上的，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滚滚江水，绝大部分公路都被泥石流给冲毁了，更要命的是，随时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山顶上冲下来，不过，只要我们去村庄巡诊，就一定要戴上钢盔！”

　　许振宗所在的具体位置，是四川省理县甘堡乡甘堡村木堆组，也是武警某部的临时驻地，距离汶川县城50公里。该部在距离木堆组30公里外的通化乡还有一个临时营区。许振宗说：“我的具体任务是确保部队内部不发生疫情，确保部队执行任务的区域内不发生疫情，所以我每天都要往返于木堆组和通化乡之间，对两个临时营区进行严格消毒，同时还要给战友们和当地群众看病。”

　　许振宗由北京进入理县时，由于地震引起的的山体滑坡，惟一一条道路无法通行，所以先绕行雅安、泸定、康定，中间还穿越了一座雪山，抵达马尔康。在汽车上整整经历了20小时的颠簸，最后才到达理县。在与当地群众交往时他了解到，羌族人现在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些地方，恰恰是这次大地震的核心区域。甘堡乡盛产白菜和樱桃，虽然经历了大地震，但产量仍然比较可观。同时，甘堡是清朝政府征调藏兵的地方，著名的锅庄舞就起源于那次送兵出征。甘堡的藏寨，更是以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历史建筑价值，一直吸引着众多的外地人来此旅游。

　　不过，身在一个曾经的旅游胜地，生活上的各类难题却依然困扰着所有武警官兵：由于燃油紧张，首先要保障军用车辆运输重要物资。因此，炊事班做饭一直靠废旧木料。又因为经常下雨，木料潮湿，只能勉强维持做饭，烧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官兵们一直喝瓶装水。作为医生，许振宗知道，瓶装水是纯净水，缺少人体必需的钠，以及一些其他的矿物质，长期饮用，一是不解渴，二是肚子肿，三是容易上火。还有一个对战友们的身体承受能力提出极限考验的问题就是，理县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温差非常大，白天最热的时候能达到30摄氏度上以，晚上最冷的时候则又会降到零度。

　　对于自身所肩负的任务，许振宗总是怀有一种格外谨慎的警觉：部队的两个营区所辖区域，正是北京经过理县，前往汶川的惟一通道，一旦这一区域发生重大疫情，救灾物资由北京运往汶川的地面通道，就等于被彻底堵死了！他在电话中对我们说：“作为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一名防疫人员，我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艰险而在工作上打折扣。”

　　也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许振宗在抵达灾区第三天，就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联系了500支甲肝疫苗。前去取疫苗的路上，那块砸中他头盔的石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当地群众对官兵们说，你们所防守的是灾区人民群众的一条生命线！

　　许振宗也坦言，这又是一条随时会向我们提出严峻考验的生死线。地震发生以来，武警部队官兵不惜生命代价，确保重震区群众生命线的畅通。我身为其中一员，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在这条生死线上，我们以扎扎实实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所有的艰险都不在话下

　　我们第一次打通医务处助理员郝明华的电话，是在一个晚上的10点半。郝明华说：“很不好意思，外面在下雨，帐篷里都是睡觉的战士，他们累了一天，不该影响他们休息啊！”

　　于是，我们约定次日清晨再联系。第二天早上7点，郝明华的手机顺利接通，他说：“刚来的时候，我在漩口镇，侯主任在百花镇，现在，我跟侯主任在一个单位做随行保障任务，只是有时候，还是不在一起执行任务。”

　　通电话之前我们了解到，郝明华出生于沂蒙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被特招入伍到武警北京总医院。后来他考入第三军医大学，专门研究疾病控制。据汪建民院长介绍，结合武警医院在新时期的任务特点，针对非常规领域的突发事件，医院近年来注重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建立了一支知识全面、技术精湛，而且吃苦耐劳、行动迅速的战备医疗队。

　　今年29岁的郝明华，在医院的战备医疗队担任生化救助组组长，近几年多次参加执行重大抢险救灾任务，这次被医院选派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在漩口镇的武警部队临时营区，除参加防疫外，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测海拔3000米高处的水源安全。他说：“经常下雨，河道里的水混浊不说，还经常漂过动物尸体，所以根本不能喝，部队选择3000米高处砌了一个大池子，主要还是考虑水质被自然污染的可能较小，但对我来说，必须保证饮用水的绝对安全！”于是，郝明华每天都要爬山到海拔3000米的高度，对水源进行检测，还要取回水样，进行细菌培养。因为没有恒温箱，他就把水样装在小塑料袋中，贴在身上，靠体温来给水样提供一个接近于恒温箱的条件。

　　每天都在身上带了水样，虽然工作起来不方便，他却绝不认为这就是吃苦：“我跟随武警部队执行畅通道路的任务时，晚上轮流加班作业，武警战士在露天睡觉，身体惟一不直接挨着地的就是枕在干活用的铁锹上的脑袋！面对他们，我从不觉得在一线就是在受苦！”

　　虽然不觉得吃苦，艰苦的生活条件是有目共睹的。自进入灾区以来，他们每天所吃的蔬菜就是洋葱、萝卜、土豆，而真正带叶子的蔬菜，却还没有吃过。每天晚上睡觉，他们所有人都不脱衣服，因为当地早晚温差很大，脱衣服睡觉会被冻醒，还有一个原因是脱下来的衣服没地方放，第二天早上会潮湿得没法再穿到身上去！

　　对于危险，郝明华说：“人人都面临着危险，也就不算有什么危险，参加搜救失事飞机的三天三夜，我对所谓的危险有了深刻认识，我们所在的搜索区域，山下面在下雨，抬头看看山顶上，却是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即使再恶劣的气候条件，只要需要，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谁还有时间想其中的危险？”

　　有些巧合的是，我们与郝明华通过电话之后，无意中看到了四川卫视的一档新闻节目。一名年轻的女记者在摄像机前介绍说：“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从漩口镇到映秀镇的一段公路，我身后的大型推土机，每天都在清理从山坡上滚落下来的石块。就是这么一条令行人心惊胆颤的路，武警部队官兵却每天都要走好几个来回！”镜头一转，一队武警部队官兵从镜头一闪而过，我们在想，也许，感觉不到有多苦的郝明华，就在勇敢的队伍中。

　　挑战看不见的心理极限

　　我们事前认为，心理科医师彭学红的工作，可能会略显轻松一些。至少从表面来看，她不用和其他三位医疗队员一样，天天冒着泥石流的危险，去巡诊，去防疫。但从我们第一次拨打她的电话开始，最初的看法很快发生了改变。

　　一天晚上，我们连续十几次拨打彭学红的手机，均提示“暂时无法接通”。第二天早晨6点半，再次拨打她的手机，终于通了。但是，等我们做完自我介绍，她却说：“现在来不及，我马上要出发，车在等着我，有重大任务，晚上11点半再打，那时我有时间！”

　　为了在打通电话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以减短通话时间，我们决定先去采访一下彭学红的爱人。她爱人陆宪武是武警北京市支队的一名科长，他告诉我们：彭学红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军人，新中国成立后，随部队入青海剿匪，从此一直工作在青海，直至离休、去世。因为老人参加过北京战役，五年前来北京探亲时，在解放阁，面对倒在战火中的老战友的名字失声痛哭。陆科长说：“从那以后，老人在我家住了近一年，没敢再陪他去解放阁！”

　　彭学红原是一名眼科医生。2005年，上级在武警北京总医院召开“武警部队心理工作现场会”时，大学期间就开始对心理学进行研究的彭学红，正式改行成为一名心理医生。6月4日接到奔赴地震灾区的命令前，她正在北京大学齐鲁医院心理学研究室进修。

　　提及彭学红在前线的工作情况，陆宪武说：“以前她是一个特别坚强，性格特别开朗的人。现在，每天晚上11点以后往家里打一个电话，打通电话就哭，根本顾不上问老人和孩子。她说，我见到了抗震救灾官兵最真实的一面，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率领大部队徒步行军挺进震中的将军、大校、上校，说起救灾场景，哭得说不成句，年轻的战士，劳累了一天，晚上往床板上一躺，眼前全是从废墟中往外救人的场面，有的战士连续好几个晚上不合眼，早晨一吹起床哨，立即跳起来参加集合！”

　　当我们想知道彭学红是如何医治心理创伤时，陆宪武解释说，她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以后，严格遵守心理医生的职业底线，绝不向第二个人透露咨询者的心灵秘密，即使是亲人。

　　连续两个晚上，我们数十次拨打彭学红的手机，最后终于通了。她告诉我们：“与武警部队官兵在一起，每天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另外一个方面，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心理医生太少，很难开展一对一的心理帮助，最常规的做法就是像学校里上大课一样，对抗震救灾的官兵们进行集体的心理治疗。武警部队官兵平时参加重大抢险救灾任务比较多，心理承受能力比普通群众毕竟要强一些！”

　　然而，这次简短的通话因为信号故障而中断之后，彭学红的手机再也没打通。直至两天后的上午，再打通电话时，彭学红已经由北京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她告诉我们：“从一线返回，是武警总部对心理医务人员的统一调整。按照国际惯例，心里医师在特殊情况下，最多只能连续工作8至10天。”彭学红在灾区的15天里，对在绵阳市、江油市、北川县等地执行任务的武警部队上万名官兵开展了心理辅导，实施重点心理治疗上百人。当我们问起她在一线的生活困难时，彭学红说：“心理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按说我的情绪不应该受到对方的影响，但我又是武警部队的一名战斗员，对灾区群众充满了感情，所以难免受到影响，特别是走访在北川的部队时，有时一天吃不下两顿饭，吃什么都感觉不到味道，总是非常急迫地放下饭碗，去开展辅导工作！”

　　对于彭学红的凯旋，武警北京总医院院长汪建民告诉我们：“总部做出调整心理医务人员的部署，是出于缓解心理医务人员精神压力的考虑，彭学红在一线，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因为每天的工作要到晚上10点以后才能结束。但她每天晚上还是要拿出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回顾分析一下工作中所遇到的难题，列一列第二天的工作思路，同时还要同她的辅导老师进行电话交流。对于心理医生，每天在医治别人心理创伤的同时，其实也在挑战自己的心理极限。她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是全院官兵的骄傲！”

　　■ 后记勇士背后是沃土

　　武警北京总医院，是个注定要诞生勇士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培植勇士的优良气候和肥沃土壤。

　　近些年来，武警北京总医院党委领导，利用执行诸如“4•28”胶济铁路重特大撞车事故等抢险救护任务，锤炼了一支敢打善拼、无私无畏的钢铁团队，也涌现了一大批英雄人物，侯振才、许振宗、郝明华、彭学红4位勇士，就是这个英雄团队的优秀代表。是他们用心血和汗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的团队和武警部队赢得了无尚的荣誉。

　　近些年来，武警北京总医院已逐渐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他们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爱婴医院”，被国家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被解放军总后勤部表彰为“全军药材管理先进单位”，被武警总部评为“科技进步先进单位”，被北京市政府评为“驻军爱民医院”、“三康助残先进单位”和“双拥先进单位”，被北京市政府授予“双拥共建模范城三连冠先进单位”……

　　武警北京总医院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4名勇士，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用行动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同时，他们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品格和善打硬仗的高超技能，也在被人民群众广泛颂扬。他们是在为飘扬的党旗增添光彩。

　　邹山虎李兴泉周璇武警北京总医院为首批赴川的三名队员举行送行仪式侯振才、郝明华、许振宗向抗震救灾前线出征时的情景彭学红在抗震救灾前线为武警官兵作集体心理调适。